经历过非典，经历过甲流、禽流感、手足口病、婴儿奶粉事件……在过去20年所有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宿迁都没有掉过链子。民营医院很服从管理，从来没有像外面所讲的，说民营医院只知道逐利，调动不了。
202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刚刚过去，江苏省有关部门的一位官员来到宿迁，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李杨（化名）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因为以往几年，这位官员对宿迁全是民营医院的状态一贯不满。此前很多次，李杨出席这位干部主持的会议，一听到他说“有的市把所有医院一卖了之，水平不高”时，习惯的是马上低下头。
但奇怪的是，这一次这位官员一反常态，在视察一家民营医院后说：“可以，这家医院棒棒的，比公立医院棒。”
当时在场的李杨，听到这句赞扬后，惊讶地抬起了头。
如果这个场景放在两年前，李杨或许还没有这样惊讶。毕竟，宿迁全是民营医院的时代已持续了十余年，虽然在2013年，政府耗资26亿动工重建了一家公立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但民营医院为主导的环境依然没有改变。
但2018年，一位江苏省巡视组的领导视察宿迁后，一句“堂堂一个地级市，竟然没有公立医院”的话，导致了2019年伊始，宿迁“在每个县级市重建1-2家公办区域卫生医疗中心（公立医院）”的运动。而李杨在去年，已将自己新建的一个妇儿医院卖给了政府做公立医院。
这位官员对民营医院忽然做出“不合时宜”的肯定，据李杨的猜测，与民营医院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有关。
席卷中国的新冠疫情，在江苏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累计确诊654人、零死亡。而病例最少的两个城市宿迁和镇江，一个二代传播病例也没有。
和过去十几年一样，这次宿迁抗击疫情的主力军，还是民营医院。从2006年开始做了十几年宿迁市医政处长的退休官员周东浩感叹：“我们经历过非典，经历过甲流、禽流感、手足口病、婴儿奶粉事件……在过去20年所有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宿迁都没有掉过链子。民营医院很服从管理，从来没有像外面所讲的，说民营医院只知道逐利，调动不了”。
然而，在抗疫中立了大功的民营医院，疫情结束后却普遍处于焦虑中。
△ 宿迁人民医院，是宿迁最大的民营医院。本文图片均为谭卓曌所拍摄。
和公立医院一样积极的民营医院
1月23日武汉封城前夕，有两三千宿迁人从武汉返乡，加上从其它地方回宿迁的人员，防疫形势非常严峻。
一位宿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回忆，疫情刚开始时，江苏省和宿迁市的领导都有些担心，90%以上医院是民营的宿迁能否经得住考验。市外疫情防控阶段，需要派医生去机场、高速公路接外来乘客，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是去年之前整个宿迁市唯一一所公立医院。
但市领导同时担心，只从这家医院出人，会让它负担过重。于是，他们也让另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做好准备，先排出参加抗疫的人员名单。
这家由金陵药业为大股东的民营医院，将名单上交时，负责防控的官员大吃一惊：“他们非常重视，名单上都是副高、正高等级别很高的医生。”以至于这位官员劝说他们，负责转运方面的防控，不需要派职称太高的人，“派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懂得疫情防控和急救知识的就可以。”
随后，市人民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几乎天天给这位官员打电话，说他们随时可以上前线。反倒搞得这位官员不派他们上前线都有了愧疚感。那段时间，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所有人每天上下班都随身携带两个急救包，以备有紧急情况发生。
宿迁市第三医院，是一家精神专科为主的民营医院。在江苏省部署之前，他们主动开通24小时医生热线电话，为隔离人员做心理疏导。一接到市里防控官员的电话，三院的人很激动：“我们终于有机会为防控出力了。”在一般的公共事件中，像这类精神专科医院没有抽到的机会，他们不愿意做“缺席者”。
“一遇到政府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民营医院）都很积极，反倒生怕政府不让我们参与。”一位泗洪县民营医院的院长解释了一下自己有点不安全感的心态，“政府只有派自己干活，才说明‘把你当自己人’”。
武汉封城前后，从武汉回泗洪的返乡人员有400余人。这家民营医院前后派出二、三百余名医护人员（占医院员工数的三分之一）以每十天一个周期轮班，和卫健委、公安部门的人，在高速路口、隔离宾馆值班。泗洪县其它的几家二级民营医院，也是如此。
宿迁市人民医院，将占全院职工四分之一的医务人员安排到高速路口、商场等地，并派了17个重症监护室、ICU科室的高年资医生到传染病医院，护理人员也是副高以上。有一天深夜，传染病院急需ECMO和呼吸机，市人民医院接到通知，连夜把自己医院的急救设备送往传染病院。
“他们（民营医院）是真金白银的投钱，也不谈条件。”周东浩感慨。
1月下旬，宿迁卫健委要求每个县医院建负压病房（可用作隔离病房），泗洪县那家民营医院马上投入了500万元，建设了有十张床位的负压病房。“后来政府主动补给我们230万元，每年还给30万元维护费用，我们很满意了。”上述民营院长说道。
△ 宿迁第一人民医院，是十几年来宿迁第一家公立医院。
所有民营医院都请战，但只派了15个人去武汉
过去近20年，宿迁市几乎都是民营医院的环境下，卫生系统官员和民营医院已经建立了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宿迁的民营医院是公立医院改制过来的，院长都是医院原来的科室主任、院长和副院长。和莆田系不一样。他们很小心翼翼的，是很规范的。”周东浩说道。
宿迁市卫生系统的一位官员在和其它市里卫健委系统的同行聊天时，谈到那个城市一个艾滋病人要去公立综合医院生孩子，需要出动处长协调，即便如此，两家最大的公立医院讲了许多客观原因，都拒绝接受。宿迁那个官员有些得意的说，我们这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一个电话过去，民营医院马上就接收。
但在中国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大环境下，宿迁是一个异数，整个大环境，在对医院进行评价时，难免会带有“公立”和“民营”的标签。
疫情结束后，宿迁市卫健委一名官员去无锡开会，会上一名去过武汉援助的医生发言：“这次疫情防控充分说明民营医院是靠不住的，你看宿迁派去武汉的人那么少。”
那位官员听了以后发表了不同意见：“宿迁每个民营医院都递交了请战书。最后派多少个人去武汉，是省里决定的，省里考虑到宿迁医疗能力薄弱一点，派的人不多。”后来听说这个医生在很多场合都这么说，他很无奈，“宿迁没有话语权评论自己的医院。”
在这次抗疫中，整个宿迁派了15个医护人员去武汉。私下场合中，宿迁民营医院的人谈论这件事情，颇有微词，“省里不派我们去，就是歧视”。这个言论马上被宿迁市卫健委的官员无奈地制止：“你也可以理解成关爱。”
李杨的医院派去了一个ICU主管护士。当晚九点接到卫健委的通知派人员援鄂，几乎所有的护士都报名，11点就确定了一个技术好、家庭负担轻、刚结婚半年的骨干护士。
三个月后，这位护士回来，李杨给她一次性补助8万元，每个月涨了2000元工资——在宿迁下面的县城，2000元不是一笔小钱。“我们都把她当英雄捧着。”
受疫情影响，所有宿迁的民营医院都在1、2月份遭受了严重的亏损，眼科、口腔科等科室都停诊。宿迁市人民医院门诊量下降了20%左右，1月份亏损1000多万，2月份和3月份，大概亏1500万和1300万。
即便如此，宿迁人民医院所有的奖金、工资参照去年12月份的标准发放。对将近2000多个职工的人民医院，员工工资成本一个月上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到5月初，医院给一线的业务人员，在政府补贴之外，又单独给了奖励。
而与此同时，东北某个城市的公立医院，拖着给一线人员的补助迟迟不给，甚至有的医院想要回已给援鄂医护人员的部分补贴。
△ 宿迁第一人民医院规划鸟瞰图。
焦虑的来源：重建公立医院会带来不公平竞争？
“我们不担心民营医院的积极性，只是担心他们治疗重症病人的能力。”八点健闻接触过几位不同的宿迁卫生系统官员，谈到疫情期间民营医院的表现时，不约而同地表现了这一点担忧。
直到2019年，宿迁市还没有一家三甲医院，最大的民营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是全市唯一一家三级综合医院（2019年2月，宿迁市人民医院升为三甲医院），而和宿迁同一级别的地级市徐州有十几家三级医院，淮安有7、8家三级医院。
多年以来，宿迁市人民医院一家独大。宿迁市卫生系统人员谈到，市人民医院缺乏压力，当年的门诊楼和医技楼合在一起使用，2010年时病房很紧张，加床加的一塌糊涂，卫生部门想让它单独建一座门诊楼，但医院积极性不高，一直拖了很多年。
△ 当年的门诊楼和医技楼合在一起使用。
从2001年宿迁医改开始，每年两会，宿迁政府部门都会收到重建公立医院的提议。2010年，宿迁市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要重建一家公立医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宿迁市优质医疗资源的缺乏。”
2013年，宿迁政府出资26亿元，动工建设了一家有2000张床位的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2015年竣工。
在宿迁市政府官员看来，新建一家大型公立医院，会在民营医院之中形成竞争和鲇鱼效应。
效应立竿见影，市人民医院马上开始规划拖了很久的门诊楼，并提升了医务人员的工资。
△宿迁人民医院新建的门诊楼。
宿迁市卫生系统官员们，一直很自信自己能够做到对待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视同仁，他们认为，一定要多头办医，并非全是公立医院好，也不全是民营医院好，两种类型的医院在同一个大环境下，公平竞争。
但显然，李杨等民营医院院长却不那么想。“当时最大的公立医院卖了不到1个亿，现在花20多个亿重建，难道不是政府的一个信号？”他说道。
李杨的焦虑是深层次的：“没有公立医院的时候，大家都在同样的环境下竞争。但政府一下子放大量的资金出来，还有政策和医保等对公立医院的倾斜，一下子就会把民营医院击垮，这是最担心的。”
他的焦虑不无道理，隶属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制特点，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除了政府投入建设外，建成之后，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每个市的三甲医院都派骨干医生来负责一个科室。
身为民营医院的宿迁市人民医院每年要交3000万的税，约占整个营业利润的35%，但第一人民医院不但不需要交，政府还会投入资金。
2015年之后，宿迁医保资金吃紧，但在同期，第一人民医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营收从一两个亿，发展到2019年的7.5亿。
多位民营医院的院长认为，在有限的医保资金池子里，如果倾向公立医院的发展，那么对民营医院的医保额度，自然会减少。
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以宿迁人民医院为主的一批优秀的民营医院，已在肿瘤治疗、疑难手术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自2015年开始，医保对复杂手术和肿瘤治疗为主的报销却收紧。
以李杨所在的医院为例，之前曾接收了不少来自安徽的肿瘤病人，因为安徽的一个化疗疗程两万以上，而他的医院把费用控制在1万5以下。肿瘤治疗长年以来占医院收入的20%左右。“医保限额后，这部分的病人做一个亏一个。越大的病，越危重的病人都是亏钱的。用这部分限额去做十个痔疮、阑尾炎手术，反倒是赚钱的。”李杨说道。
宿迁人民医院也面临同样的情况，长期以来，作为宿迁最大的医院，他们擅长脑外科神经手术和复杂的心脏手术，动辄上万的手术，却因为医保总额和均次费用的限制，让他们处于难以抉择“做还是不做”的境地。
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营医院在疑难杂症领域上的发展。
民营医院的诉求：医改、医保不要有歧视性的政策就行
李杨的焦虑，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将在宿迁出现。
去年，已经经营一家综合二级医院十几年的李扬刚把自己刚建立的妇儿医院卖给当地政府，用作成立公立医院。
2019年初，宿迁决定执行在每个县级市重建一到两家公立医院的决定。
一位宿迁卫生系统的官员谈到，最合适的方式应该是以收购为主，“有一些医疗资源已经饱和的地方，例如泗洪县的界集镇，一共只有30万人口，已经有两家比较大的各有200张床位的民营医院，如果再建一个300张床位的公立医院，医疗资源肯定会过剩。”
李杨并不反对和公立医院的多元竞争。公立医院建立之后，确实让民营医院的管理更规范了。在一些医疗资源饱和的地区，就医需求是固定的，一些没有自己特色的小民营医院，面临倒闭的危险。“尤其在疫情之后，有些医院三个月没发工资，有的半年没发工资。如果这样能够促进优胜劣汰，也不是坏事。”
△ 一些一级民营医院已经倒闭关停。
他也不担心和公立医院进行效率上的竞争。宿迁医改近20年中，不是所有的民营医院都生存的很好，比拼的就是运营效率。“做的好的是原来公立医院改制的那些医院，管理人员都是当时公立医院的骨干。没有医疗背景的老板进来，很快发现赚不到钱，就走掉了。”
李杨的二级民营医院，营业额每年达到几亿，但利润不到10%。而他身边的那些房地产老板朋友，同样的投入，利润是他的几十倍。在过去十年中，他赚的钱不断地投入进医院，“中间只消费了二、三百万元去买了自己住的房子。”他说道。
去年8月份，政府收购了他的医院后，开始投入运营。“收购前，每天的门诊量是1100左右，收购后，下降了一半，只有500左右。”
在医护人员工资待遇上，公立医院给医护人员的是国家标准工资，但李杨所在医院的骨干医护人员，待遇是公立医院同样级别医护人员的1—2倍。曾经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杨，深知公立医院的弊端：“公立医院是靠时间来晋升职称，大家都一样的，体现不出来医生的价值。”
在药品和耗材的管理上，民营医院的压低成本的动力比公立医院更充足，“一个心脏支架，在公立医院要卖1万8千多，但在我们医院8000元就能拿下来。”
宿迁市卫健委的一位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说法，宿迁的看病费用，低于周边省份的县市，“安徽的许多人来宿迁看病，就证明了这点。”
李杨最担心的是越来越多公立医院的建立，会让政府“偏心”，在同质化竞争的前提下，民营医院肯定会吃亏。李杨所在的县里卫健委的官员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放心：“你们发展得好的民营医院做高端医疗、疑难杂症，让公立医院保基本。”但现实中，2015年之后医保限额使得民营医院在新技术和疑难杂症投入上，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
逐渐，李杨也感到了政策的倾斜性。大到医保管控，小到120急救车的医院分配。之前李杨建立的两家医院，一家综合医院，一家妇儿医院，120急救车不会到妇儿医院。“但现在，车祸等外伤病人有一半都会被新医院分配走。”
宿迁市人民医院的一位管理人员，在近期出席政府会议时，说出了宿迁所有民营医院的诉求：“我们不怕和公立医院竞争，如果这个竞争是有序、良性、错位的就好。国家的医改、医保只要对我们不要有歧视性的政策就行。”
